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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和《隔绝》中的现代女性的矛盾心理

发布时间:2019-09-29


  鲁迅先生的《伤逝》和冯沅君女士的《隔绝》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可以说是各有所长而又都以知识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它们或深刻而富有哲理,或大胆而质朴,总而言之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阅读,同样可以引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男女的更深的思考。

  一、《伤逝》和《隔绝》的差异性

  作为男性作家的《伤逝》和作为女性作家的《隔绝》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和书信体的形式。这种手法以“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更容易让读者在阅读时与“我”融为一体,而且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同时又便于“我”直抒胸臆,因而在那个时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男女的关注,并与他们的切身感受交融,引起共鸣。这可以说是两位作家取得成功的共同之处。然而又由于作家自身性别的不同而使他们的作品带上了性别意识。

  二位作家在作品中都采用了与自身性别相一致的“我”来叙述,而非采用易性(即与自身性别相反)的方式来叙述,从而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的性别色彩更为明显。单从作品本身来看《伤逝》有多重解释,既有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又有对爱情本身的思考,而《隔绝》相比之下就显得有些单纯,仅着眼于恋爱的片段,这种现象其实与作家本身的性别也不无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男人向来在家庭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人在家庭中的职责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相夫教子”.时代沿袭下来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分工使得男人的活动范围远远大于女子,而女人在男人的统治下,越来越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家庭。作为接受了新思想、新教育的冯沅君虽然与以前的女子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由于传统的性别差异捆绑上的文化差异也造成了她视野的相对狭窄,使她的目光仅仅着眼于恋人而不是社会。与冯沅君相比,鲁迅的视野要开阔的多,思考问题也深入的多,这固然与他的思维习惯有关,而作为男性的传统优势也可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

  除了传统的因素造成了的性别差异在二者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之外,由于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心理上的差异在作品中也表现了出来。《伤逝》的基调可以说是低沉的,而《隔绝》则可以说是热烈的、明快的(总体而言)。相比之下,《隔绝》中的心理描写更加细腻,主观抒情色彩也更浓, 华坦诚地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细致地描写缠绵情绪的波动,为情感的运行轨迹所牵引而很少顾及到作品的结构,完全摆脱了钟表式的叙述而显得自然天成。而《伤逝》的结构显得很紧凑,完全以时间为序,其中虽然也有很多心理描写,但与《隔绝》相比却要简略的多。让人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便是《伤逝》中子君很喜欢重温涓生向自己表白的那一幕,而涓生却很怕看到那“可鄙”的一幕。《隔绝》中的华也是反复咀嚼她与士轸恋爱的种种事情,并不觉得可笑可鄙反而觉得甜蜜、崇高。子君与华的这种相似的行为可以说是女性所特有的特点。《隔绝》中的那种甜蜜、崇高的爱情,《伤逝》中的那种忧郁、悲凉的爱或许也与这种男性的习惯着眼于整体,不习惯于恋爱的细节,而女性的喜欢沉浸其中有关吧!

  《伤逝》和《隔绝》中的景物描写也有很大差别。《隔绝》中“我”善于用热烈的语言,准确地描写景物的变化,并与“我”的内心情感起伏相互映发,使作品别有一股使人陶醉的诗的醇香。作者在写恋爱的“履迹”时,变换了不同的时间(清晨、傍晚、月夜)、不同的季节(盛夏、金秋、寒冬)、不同的地点(河塘、会馆、河畔、二闸、茶楼)、不同的景物(风、云、雨、山、水、鸟、树、舟),这些景象已是经过“我”的情感浸泡的东西了。和风丽日,鸟语花香,甚至一抹微云、几点疏雨都可以引起心灵的颤动和永久的怀念,很好地表达了冲出樊笼的小鸟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喜爱。同时这样的情景也正是对被大锁隔绝起来的主人公那苦闷孤寂心境的一种巧妙的烘托。《伤逝》中的景物描写可以说只有不多的几处。同样鲁迅也采取了融情于景的写法,于与冯沅君所不同的是,与传统的意向相吻合,“半枯的槐树的新叶”象征着爱情的萌芽,冬天的冰冷意味着爱情的凝滞、冻结。或许这与鲁迅较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有关吧!

  二、淑女/叛女二元对立的模式

  把《伤逝》和《隔绝》放在一起考虑,我们看到了一种重要的现象,在接受了五四民主思想之后,中国女性的人生追求呈现出双向追求的趋向,它充分体现了现代女性特有的心态。这两种双向追求呈现为淑女/叛女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子君和华身上都有这种模式的存在。

  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使女性中追求叛女倾向的成份愈来愈多,然而历史的重负使淑女的追求不自觉地成为现代女性内心深处的倾向。追求的双重性互为制约,其冲突的结果常常给正在人生解放道路上苦斗的现代女性,带来无法排解的惶惑。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女子一方面向往并追求着自我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动辄多所顾忌。子君便是这一矛盾体的典型。她大胆地迈出了与涓生同居的这一步,这一点即便是现在也是相当前卫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十足的叛女。但尽管如此,她也不免在反叛与收敛中徘徊。女性内心深处淑女的追求使她在婚后立即回到那个油鸡、哈巴狗、饭菜、夜里琐细的温情构成的世界,并从中获得满足。她最终走向灭亡固然与黑暗势力的逼迫有关,但与她自身两种追求无法调和的状态也不无关系。在华身上淑女与叛女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在她对慈母之爱和情人之爱的都难以割舍上,也表现在她对性爱的禁忌。潜意识中对淑女的追求使她念念不忘和对于性爱的拒绝,然而新思潮的感染下又使她对于情人的爱恋变得十分大胆。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对性爱的向往与克制造成了她内心的徘徊、苦闷。特别是慈母之爱与情人之爱的矛盾成为她内心淑女与叛女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关节。双重追求相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健全、完善成正比,随着女性的全面而奔向社会。越具有现代观念的她们,越会陷入双重追求的困境之中,这是历史的必然。子君与华正是这种冲突现象的先声,到了当代文坛这种现象更是愈演愈烈。

  三、先驱者的孤独感

  《伤逝》和《隔绝》作为五四时期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品,其原因之一还在于揭示出了那个时代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先驱者的孤独感。《伤逝》可以说是为梦醒而途穷的“孤独者”唱的一首哀婉的悼歌。涓生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孤独感,这是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心理彷徨。具体考虑考察子君悲剧的成因,“孤独者”自身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当然也有诸如经济问题等原因)。“出走”意味着要同旧有罗网的彻底决裂,就像冲出笼子的鸟儿一样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必须付出自己谋食的艰辛。但是子君只是把她的全部的勇气凝聚在冲决旧罗网的一瞬,却没想到飞出笼子后还需要长久的努力去应付、支撑“奋身孤往”.当她冲决了罗网,面对罗网之外的世界不免感到茫然,而面对罗网的记忆,则又使她感到了回归罗网的相对稳定和安全。在子君的心理结构中,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力量。而一种习惯的依附心理,又使“孤独者”难以从封建罗网中真正走出。

  《隔绝》中的孤独体现在“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与传统战斗”的心理犹豫上。这种犹豫使华在母亲之爱与情人之爱之间徘徊,同时也显现在她的灵肉观上。《隔绝》中很仔细地描绘了一对追求自由灰黑色的瓦片,木构部分则用传统的朱红色或深栗色油漆涂饰。浙东地区工匠们善于用单纯的颜色来处理古戏台的整体面,追求单纯、明确、厚重、静态的效果。然而在部分细节构件则偏向用彩饰作为装饰,使其色彩效果灵动、多变,从而展现“内外交汇,整体通贯;大局单纯,细节惟妙”的效果。例如宁波宁海岙胡胡氏宗祠戏台,戏台设三连贯藻井,藻井周边彩绘丰富。尽管藻井底部和周边彩绘已因年代长久而色彩脱漏,我们依稀能看出是以朱红色为主,以蓝色、绿色、黑色、白色、金色等为辅。

  三、宁波古戏台与浙东其它地区古戏台图案、图形与色彩对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村落的文化代沟都源于其不同的地理差异,每一座古戏台都是当地能工巧匠们精美的代表作,华丽的图形与色彩都融入了每一位匠人的心血。以台州上湾叶氏宗祠与宁波秦氏支祠两处古戏台为例,两座戏台各有千秋。两座戏台同样是四方的戏台,雀替大斗下设四根大角柱,上横四根大额坊,以形成一个巨大的方框,方框下面是空间较大的表演区,供戏子们表演戏曲节目。但是其最大的差异性表现在工匠们对藻井、梁柱、额枋装饰的不同。台州上湾叶氏宗祠的藻井是八边形天平顶,天平顶上绘有古代戏剧人物画,有现代拼贴画的立体的效果,各种角度都有不同的画作,画作以水墨形式呈现,图案色彩不乏淡雅之味。秦氏支祠戏台的藻井是螺旋鹅罗顶,再加以朱金木雕的工艺,采用浮雕或透雕的手法,并借助线刻造形和浮凸的块面,饰以大漆,贴以金箔,取得金碧辉煌之效果,雕饰的图案也是十分的丰富多彩。尽管两处戏台从工艺到制作虽有相似之处,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四、浙东古戏台传统图案、图形与色彩研究总括

  古戏台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从创造到发展再到成熟,并构建出自己的独特体系,其过程受所在的生存空间中其它因素影响,这主要来自精神需求和物质功用两个方面。对应浙东古戏台,则集中在宗教祭祀和观演娱乐这两方面。戏台的程式化、仪式性,两者以各自鲜明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古戏台装饰风格的形成。对装饰风格最直观的表述便是一座戏台的图案、图形与色彩的整体表现。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初步的了解了浙东古戏台的装饰艺术。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生,我们也在不断的吸取浙东古戏台的元素、色彩、工艺与肌理,并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利用其为现代人服务。

  参考文献:

  [1]徐培良,应可军。宁海古戏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杨古城,陆顺法,陈盖洪。宁波朱金漆木雕[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

  [3]陈素君编著。鄞州传统手工艺[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0.

  [4]巩天峰。神庙戏台装饰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5]车文明。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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